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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建设等。在考核的表格中,需要填写的是A类论文、SCI以及获奖情况等。而企业的导向则是经济效益。“高校的教授和企业一起做,很多东西没法发表,因为涉及商业机密。”程惠芳有过深刻体会,她和一些企业合作过,而且给企业带来不错效益。但在考核时,这些内容却算不上。“这样的话,根本就不能结合,体制上就是障碍。”程惠芳说,受制于具体的考核评价,高校教授很难去考虑推广、产业化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褚君浩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科技和经济之所以不能紧密结合,也跟科研人员和企业家的观念差异有关。有些科研人员觉得产业化挺麻烦,不如写写论文。而企业家会担心,“你写论文还行,做产业是不行的”。褚君浩的看法在企业家那里得到印证。全国人大代表、神威药业董事长李振江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科研与经济脱节,主要在于科研单位研发的产品不能跟进、不符合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企业也有原因,有些企业的生产工艺,达不到科研成果转化所需要的科技标准。破解:首先改革评价体系“要结合,首先就要改革评价体系。”程惠芳语气激动。她建议把评价指标分为两类,一类是纯学术的评价,主要考核论文质量,看理论贡献;另一类是应用性评价,主要考核在生产力转化、新产品开发方面的贡献。程惠芳认为,如果国家层面肯下决心,改革起来难度实际上不大。按照她的设想,可以由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三个部委联手推动,如果国家一流的大学改革了,地方高校跟着改,那就会慢慢变革。事实上,目前已经有了一些改革的迹象。一些科研重大专项,必须以企业为主去申报,高校必须和企业联手才能拿到经费。在程惠芳看来,“这就是一个改革”。李振江认为这样还不够,必须加快科研的市场化,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建立自己的科研团队,独立承担科研项目,这样科研团队能够和企业紧密联系起来。才让觉得,尽管现在企业已经成为技术创新主体,但研发能力、创新意识、经验和团队都还不足,企业更多体现出技术创新“载体”的含义,还应注意发挥其他技术创新群体的主力军和方面军作用。在某些涉及全局、全行业的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上,应该由国家、行业主导而不是由单一企业主攻。他分析说,由于企业间的竞争关系,必然存在技术封锁,因此制约行业发展的共性关键技术必须由国家来支撑,一旦突破,将使整个行业得到整体提升。作为一位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徐銤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在科研和经济的结合中,技术的研发、验证、应用、推广每一步都必不可缺,科学家首要的工作是把研发和验证做好。(中国科学报) 在每年的两会上,“三农”问题都是全社会和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今年当然也没例外。但在今年及今后的讨论中,必须重视制造业梯度转移所带来的“中国拐点”现象,该现象与“三农”问题直接相关,甚至影响到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全球一般制造业一直是梯度转移的。在中国进入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历程之前,是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在中国加入之后,全球一般制造业出现了“中国拐点”——由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逆转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中国拐点”的出现,会带来一系列改变:在“中国拐点”之前的先发国家或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是同步的;在“中国拐点”之后的后发国家和地区,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工市民化是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在“中国拐点”之前的先发国家地区,工业化进入中后期(人均GDP4500美元)时,农民人口占总人口10%以下,社保、医疗、教育、生态等现代化水平都可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在“中国拐点”之后的后发国家地区,工业化进入中后期时,农民数量依然在50%以上。我国现在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有户籍的农民数量依然高达9.4亿,占总人口68%以上。这在全球现代化史上绝无仅有,标志着“亚洲四小龙”以出口为导向、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现代化道路可能走不通了。在“中国拐点”之前所有先发国家和地区,农民以城市化为主;“中国拐点”之后的后发国家和地区,农民以城镇化为主。即使今后30年我国依然保持8%的经济增长速度,乐观估计平均每年有2000万农民市民化,30年也只能转移6亿农民进城(包括县以下的镇)。到时,我国乡镇以下可能依然会生活6亿多人口。在“中国拐点”之后,全球一般性制造业成为严重过剩产业,制造业劳动报酬率会越来越低;但由于农业劳动力流出几近枯竭,农业劳动报酬率会逐步上升。这将使居住在中心村和中心镇的6亿居民中的绝大部分可能成为“永久性兼业农民”。他们周一至周五是工人或农民工,周六周日是农民;或者周一至周四是农民,周五至周日是服务业的从业者。在“中国拐点”之后,全球能源也出现“拐点”——供不应求,使得生物能源产业化成为现实,农业不仅是吃饭产业,还是能源产业,使得农业比较效益逐步递升成为可能,农民城镇化或集中居住于中心村,成为最适合中国国情的现实选择。在“中国拐点”之后所有追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紧迫任务。其中,制造业是以内需为主还是以出口为主、农村人口是以进入大城市为主还是以进入小城镇为主、农业是以专业农民为主还是以兼业农民为主等问题,是最需要明确的根本性问题。(中国科学报) 地处世界屋脊,作为集中了高原地区、西部地区、民族地区、生态脆弱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所有发展特点和困难的内陆省份,青海不甘落后,直面挑战,紧抓中央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历史机遇,围绕科学发展、保护生态、改善民生三大历史任务,着力推动跨越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统筹发展,积极探索实践具有青海特点的科学发展之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强卫接受了《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畅谈“大美青海”绿色跨越发展之道。坚持“生态立省”不动摇强卫告诉记者,历史和现实无数次证明,生态兴则文明兴。青海经济总量仅有全国的3‰,但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高原生物物种资源库”和“世界四大无公害超净区”之一,这里是我国乃至亚洲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所以,“生态立省”战略是青海发展之基、兴省之道,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下去。作为畜牧业资源大省,目前,因人畜增加、过度放牧,青海美丽广袤的草原不堪重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与增加农牧民收入、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成为青海实施“生态立省”战略的重大挑战。“保护好这一方净土,是推动青海科学发展的重大考验。”强卫认为这份责任义不容辞,“宁可牺牲发展速度,宁可牺牲GDP,但绝不能牺牲生态环境。”目前,为保护三江清流,青海省已经取消了对玉树、黄南、果洛等生态保护核心区的GDP考核目标,同时严格限制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矿产资源开发。如何破解生态保护与加快发展、改善民生的难题?强卫充满信心:“我们要继续大力实施生态立省战略,努力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生态文明的科学发展之路,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共赢。”创新“绿色发展”不放松在“十二五”开局的2011年,青海经受住了复杂严峻形势的考验,强卫表示,着力创新发展模式、推动绿色发展,成为青海抓住机遇、应对困难、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保证和一大亮点。强卫说,实现绿色发展,核心在于构建具有青海区域特点、符合“生态立省”要求,低碳化、生态化、高新化的绿色产业体系。特别要通过加强科技创新和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支撑引领青海特色生态经济发展。目前,西宁、柴达木两个国家级循环经济实验区和省内各级各类工业园区、试验区、农牧业科技园蓬勃发展,青海在创新“绿色发展”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我们看到,无论是以盐湖资源综合利用为主体的循环经济,还是以规模化产业化生产为核心的高原生态农牧业;无论是盐湖提锂还是镁的综合开发;无论是晶体硅、磷酸铁锂等新材料的制备,还是G瓦规模的太阳能发电基地的新能源建设,“科技创新已经深刻影响了青海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化进程”。在强卫看来,以绿色发展为主要方向的高新技术产业,正在成为推动青海转型发展的生力军。2011年,青海省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的总产值,已超全省工业总产值的7%;技术市场交易额达16.7亿元,比上年增加45.72%。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道路目前,绿色发展正在成为青海上下的广泛共识和自觉行动,青海在更高起点更大范围内实施绿色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已经具备。去年国务院研究出台了关于建设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的总体规划。“下一步,要争取国家率先在青海三江源地区实行生态补偿机制,把青海建设成全国‘绿色经济发展示范基地’,为全国绿色发展创造先行经验。”强卫告诉记者。科技创新,无疑为谋求绿色跨越发展的青海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我们已经启动了创新型城市建设,力争把西宁市这座高原古城,打造为全省乃至青藏高原资源开发、生态建设和自主创新的重要科技研发基地。”展望青海未来,强卫信心十足。强卫相信,沿着绿色发展的道路走下去,“大美青海”一定会在落实生态立省战略中实现“生态之美”,一定会在推动更好更快发展中展现“富庶之美”,一定会在促进社会安定团结中内生“和谐之美”,一定会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中涌现“幸福之美”,青海一定能够闯出一条欠发达地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成功之路。 基本信息发震时刻: 2012年03月10日 17:37:18 纬度: 38.0° 经度: 93.8° 深度: 5 千米 震级: 3.7 参考位置: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美国科研创新与转化比例比中国高?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但很难说国内在这方面的能力就比国外差。很重要一个原因是美国的资本技术体系比较合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在全国两会期间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培育创新体系 “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有两个不同的判断准则,科学研究侧重于发现,而技术创新侧重于成果转化。”高文解释说。 就技术创新来讲,中美两国的转化率相差不多。据美国自然基金会统计,每年政府投入仅有5%左右可以完成技术应用转化。在这一方面,国内比国外还略高一点。 然而,从整体上讲,美国的技术转化率仍远高于我国。其中,两国技术资本体系的差异是重要原因之一。 环境是技术创新根植的土壤。在国内搞技术创新,目的是为了上市,因此销售额成了公司的关注焦点。而在美国,如果小公司技术足够好,就有机会被大公司收购。 由于技术资本体系的差别,专业技术公司在国内不容易成功,因为如果产品过于专业,反而可能失去市场竞争力,而商业公司更容易成功。但在美国,技术越专业,以技术为资本的公司成功率就越高。 以互联网与信息技术公司为例,很多知名企业都是以技术“立家”的。谷歌以搜索出身,微软做系统起家,苹果做设备成名。 高文说:“提起以上公司,大家都可以联想到相应的技术。但在中国,网络与设备仅是一个商业平台,公司的自有技术比较少,大多依靠别人的技术来挖用户。” 他认为,不是中国公司没“能耐”、培养不出专业的技术公司。中国应该培养以技术为资本的创业模式。 蓄力创新人才 “创新需要人才,但很多人说现在博士生的动手能力和20年前本科生的动手能力差不多。这个说法可能有点过,但确实有这样的现象。” 高文认为,扩招使学生培养名额迅速扩大,但其他相应的教学条件却没有配备到位。同时,由于学校教育和社会应用脱节,当前很多毕业生的实习都流于形式,学生不能获得一手经验。这些都是目前教育快速发展过程中跨不过去的问题,需要用时间来突破。 对此,在日常教学和研究中,他要求学生在毕业前必须培养好“四个能力”:寻找兴趣点进行研究的能力,论文写作能力,演讲与解释研究成果的能力,以及团队协作的能力。 “只要这几个能力都达到了,就可以在工作中比较快地进入角色。” 此外,高文认为,学校和用人单位都应对其培养和录入标准进行调整。学校要知道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用人单位也要调整好心态,给毕业生多些适应时间,通过“路遥”以知“马力”。 在每年的两会上,“三农”问题都是全社会和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今年当然也没例外。但在今年及今后的讨论中,必须重视制造业梯度转移所带来的“中国拐点”现象,该现象与“三农”问题直接相关,甚至影响到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全球一般制造业一直是梯度转移的。在中国进入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历程之前,是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在中国加入之后,全球一般制造业出现了“中国拐点”——由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逆转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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